对猪育种研究的一些思考

　　摘 要：本文对当前猪育种实践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包括新测量技术在猪育种中的应用、杂交繁育体系中杂种信息的利用、养猪生产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进行了综述和分析，并考虑到当前猪育种目标的变化及影响因素，认为肉质、抗病和繁殖将是猪育种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猪 育种 电子饲喂计料系统 超声波扫描 杂种信息 基因型与环境互作

　　1　引言

　　与其它畜禽相比，养猪生产只以产肉作为生产目标。目前全世界猪的育种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基于父系和母系培育的杂交利用；性能测定而不是后裔测定，并包括测定站测定和场内测定形式；BLUP法动物模型，通常应用PEST或PIGBLUP估计育种值；国家联合育种与公司育种组织虽然有所不同，但同样都期望更加融入整个养猪产业链；几乎所有育种方案都选择生长速度、瘦肉率（背膘厚度）和像产仔数这样的繁殖性状（Merks and Vries，2002）。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猪的育种目标正在发生变化；分子生物学、电子测量、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选种方法的改进和新性状、新信息的产生；杂交繁育体系的普遍建立，促使了人们开始注意杂种信息在育种中的利用；种猪的国际间广泛交流，使对基因型与环境间互作的研究具有了更大意义。本文拟对这些新的变化进行简要综述和分析。

　　2　当前猪育种目标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迄今为止，全世界大多数猪育种规划都以母猪繁殖力和瘦肉生长速度为选择目标，但由于下述因素的影响，近几年来猪育种目标出现一定的变化趋势，即在继续关注生产效率的同时，更加关注产品质量（Roy，2002）和抗病力。肉质、抗病和繁殖的改良将是猪育种研究的热点。

　　2.1　过去四十年来，由于现代选种方法的采用，在大的纯种群体中生长和瘦肉率性状的年度遗传进展达到均数的0.5～1.5%，已经很高（Sellier and Rothschild, 1991），从而进一步改良这些性状的需要也会降低，所以一些国家已经在选种指数中降低了这些性状的加权值，并加入了一些新的性状；

　　2.2　全球目前的商用品系在生产性能方面几乎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了在竞争中更为有利，根据目标市场需要确定新的育种目标，培育特色品系，是必由之路；

　　2.3　在现代瘦肉型猪种中，繁殖力的提高仍将是重点。但是，根据丹麦的情况分析，窝产仔数的提高，会使仔猪成活率性状更为重要，产得多还要能养活。所以，对母猪繁殖力选择的同时，必须关注仔猪生活力的选择；

　　2.4　猪肉产品中抗生素和有毒添加剂的残留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对养猪生产中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甚至在欧洲开始禁用抗生素，另一方面，养猪生产面临的疫病形势又越来越复杂和严峻。这种两难处境推动着猪抗病育种的发展；

　　2.5　动物福利的倡导，已经带来猪饲喂方式的变化，一些高度集约化舍养生产方式又不得不回归传统，而且，人们对猪行为学及遗传研究增加，这种变化对猪的育种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3　新的测量技术在猪育种中的应用

　　测量技术的发展往往能推动猪育种向前发展。最著名的例子是60年代屠宰后测量背膘厚度的办法被活体超声波扫描取代，使活体间接选择瘦肉率成为可能，从而带来了巨大的遗传进展和经济效益。目前正继续挖掘超声波技术的利用潜力，Baas and Newcom（2002）和Ragland等(2003)应用适时超声波技术预测肌内脂肪含量（Intramuscular Fat ,IMF），认为可能为肉质选育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国外还将超声波仪用于屠宰场测定以获取后裔信息，

　　电子饲喂计料系统目前商用的主要有美国的FIRE、荷兰的IVOG系统和法国的ACEMA系统，能在群饲条件下测定个体猪的日采食量，比过去以单栏测定更为准确，而且还能额外地记录日采食次数、每次采食量、每餐或每天的采食时间。然而，在利用这些信息时必须慎重，Hall 等(1998)认为尽管采食行为是高度遗传的，这些额外信息对生长性状包括日增重和饲料报酬的遗传改进作用不大。Hall等（1998）和 Schnyder(2001) 报道通过改变采食曲线来选择提高瘦肉增长效率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市场已经推出了采食同时可以称重的计料系统，甚至同时给猪照相，对模拟猪的生长发育曲线很有帮助。

　　Huisman and Van Arendonk（2001) 应用随机回归分析这些数据，认为能提高生长效率或者改变生长曲线。也有研究将电子饲喂系统用于记录哺乳母猪采食量，并结合体重和背膘损失来分析一些生长和繁殖性状（Merks and Vries，2002）。Casey D. S. (2003)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电子饲喂计料系统中错误数据提供了解决办法，并分析了电子饲喂时的个体采食与一般生产中群体采食环境中，可能的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

　　4　商品代（杂种）信息在猪育种中的应用

　　目前猪的育种多采用金字塔结构，分为核心群、繁殖群（或父母代）、商品代。在每个层次都会有选择，但群体的遗传进展一般只来源于核心群的选育。遗传进展在每个层次都具有经济重要性，由于商品代数量最大，体现也最多。目前养猪生产广泛利用各种杂交，包括从简单的二元杂交到PIC的五元杂交，由于记录体系的更加完善，大规模的商品代（或杂种）信息更加容易收集，认真考虑能否在今后猪的育种体系中增加此类信息的时机已经成熟，毕竟核心群的数量在整个杂交繁育体系中只是很少的部分。Bijma and Arendonk (1998)认为杂种和纯系选择相结合的方法（Combined Crossbred and Purebred Selection, CCPS）会优于单纯的纯系选育，实现最大的选择反应。王立贤等（1999）综述了猪育种中杂种信息的利用情况，认为要获得猪终端产品（杂种）性能的最大遗传进展，更符合逻辑的做法是将纯种和杂种信息结合选择。但Wolf等（2002）用大批测定站和场内测定的纯种和杂种数据，比较了是/否划分遗传组以及是/否增加杂种信息的四种可能情况，得出的结论却是模型中划分遗传组而且不用杂种信息时，育种值估计最准确。顺便提及，遗传组划分实质是导入了影子父母（Phantom Parents）的概念，特别能提高有引种经历的群体的育种值估计准确性，Pe?kovi?ová,D 等(2002)也认为引种群体中划分遗传组能提高育种值估计准确性，并认为随着引种后繁殖后代数量增多，不划分遗传组造成的选择反应损失逐渐减少。由于当今养猪业中引种频繁，这些研究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