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猪业面临的瓶颈与对策建议

 

　　中国养猪业自建国以来尤1978年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人均一年吃不上几回肉发展到一年能吃掉半头猪的肉。可见养猪业的发展为改善人类膳食结构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我们在看到养猪业喜人的发展、进步与成绩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我国养猪业面临一些制约性瓶颈，如土地、品种、饲料、环境控制、疫病控制、市场等。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些瓶颈并设法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受第三十八届养猪产业博览会（广州）组委会之邀，本人对中国养猪业面临的瓶颈问题做了初步思考，并从其中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对策性建议，仅供同行与有关决策者参考。

 

　　一、土地资源瓶颈与对策建议

 

　　自古至今，历朝历代领导人都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也强调“猪粮安天下”。问题是到了当今，由于人口众多且人口仍然处于上升期，加之全国从南到北农村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均占地面积尤可耕地面积逐年下降，于是政府设定“18亿亩”红线力保粮食安全，这一政策意义非同凡响，具有战略意义。然而同样影响社会安定的生猪养殖却成了“过街老鼠”，到处受到恶化宣传、歧视与驱逐。尤其是大中城市及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较大、是猪肉消费的主要阵地，对猪肉需求较旺，另一方面却为了经济利益而优先考虑利润型行业与企业用地，而无法保障养猪业用地。即使是勉强让猪企苟且生存，也存在饲料资源基本需要外购等问题，从经济效益角度讲，不一定划算，加之后面将讨论到的环境、疫病等瓶颈问题，使很多决策者痛下逐客令。表面看这似乎是保护环境的英明之举，问题是，如果2008年的那场大雪再次侵袭这些大中城市，高速交通几近瘫痪，这些领导如何保障当地市民的猪肉供给？如何安天下？

 

　　中国北部，不管是东北还是西北，人口密度相对较小，能够找到大片适养土地，尤东北是我国玉米与大豆主产区，从饲料资源的保障供给与运输成本而言，应该是最适合养猪的，于是前几年众多各类投资商大举进军北方圈地养猪，排除纯粹为了圈地的企图，问题是这些地方普遍存在季节性温差太大的问题，投资者不得不采取环境条件高度自动化控制的养殖方式，成本相应增加了，投资回报率不见得理想；更重要的是，现在基于全国范围的畜牧产业规划与布局问题未能真正得到各级政府官员、相关科研人员及投资人的重视。

 

　　对策建议：

 

　　首先，从长远与整体角度，依据地理、资源、交通、人口、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现状与趋势分析，宏观研究全国的生猪产业需求与产业布局规划，科学设定产业门槛，制定至少基于省级、最好基于地市级的产业存量最低限与最高限，产业产能最低限与最高限，产业水准最低限与最高限。既防止产业过剩、导致环境破坏，也防止自给不足，导致社会动荡，更防止脱离实际，盲目跟从国外发展模式。

 

　　其次，建议国土、农业、林业、环保等部门协调研究国家需求与产业发展，灵活地、而不是机械地保护基本农田与林地，从科学角度考虑种植业（含林业）与养殖业的平衡关系而不是制约关系、互利关系而不是互害关系、和谐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高度重视养分平衡与生态平衡，让养殖业的排泄物经过科学处理成为种植业（含林业）的营养物，让种植业告别依赖化肥、破坏植被、长期蒙受连作障碍等怪圈。

 

　　同时，建议基于上述两方面，任何一个投资者在计划启动生猪发展项目时，必须经过专门的机构进行规划，经过至少县级畜牧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准入许可审批。即使在拟选定建设区域，也要在限定的产业适养地域、适养规模、适养方式与适养水准范围内，保障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种业资源瓶颈与对策建议

 

　　现代生猪产业发展已经证实，优秀的品种、精确的营养、先进的管理、科学的保健和良好的设备成为优质高效猪肉生产的5大要素。其中良种的贡献率在40%以上（王爱国，2005）。问题是，商品生产中三大主流瘦肉型猪品种依赖从世界各地长期持续的引进。虽然每年引进头数尚未超过2万头，但据《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分析，我国整个种猪繁育体系核心群每年更新的四分之一依赖进口种猪！关键还在于我们从为数不多的国际种猪供应商那边花大价钱引种回来，一方面非常听话地按要求源源不断地将所有信息提供给供应商，“享受”其所提供的“售后服务”，进而滋养这些洋企业，使其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对国内同行则严格保密，很少进行真正的基因交流，唯恐被他们赶超。更为可悲的是，我们花费昂贵的代价引种回来后只是简单从事着繁殖、扩群与销售工作，导致“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恶瘤无法根治。其结果就是无法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的种猪繁育体系（《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对策建议：

 

　　认真总结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生猪种业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落实全国畜牧总站所制订的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的考核机制，实现动态进入与出局的长效机制。鼓励基于国内的、而不是依赖国外的联合育种，坚决纠正育种企业依靠外来引种“改良”自身育种工作的不足的做法，纠正“新引种后代一定是优秀后代”、“愿意高价购买”的错误思维。从政策、财力、科技、市场、媒体等方面鼓励与支持国内种猪企业进行持续育种，尤其是积极支持充分利用我国优秀的地方猪遗传资源培育的、具有民族品牌的培育猪种种猪企业持续育种能力建设，帮助他们走出市场竞争的不利状态，坚持持续选育，不断提升种猪的种质特性及市场竞争力。期望在不久将来的有朝一日，在条件许可时，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培育猪种能够走出国门，实现种业贸易的大逆转。

 

　　三、饲料资源瓶颈与对策建议

 

　　随着规模化养猪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在市场经济推动和经济效益挂帅的思维定式与衡量标准下，玉米豆粕型日粮取代传统的杂粮型日粮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然而正如第一点所述，我国人多地少，粮食资源相当匮乏，玉米、豆粕大量依赖进口，这种玉米豆粕型日粮必然导致我们在饲料方面形成外源依赖型格局，进一步帮助国外政府养活他们的农民。而我国自己大量的农副产品资源却未能得到有效利用、被遗弃并进而成为污染源。

 

　　对策建议：

 

　　基于我国几千年来老祖宗养猪的基本模式，投入足够的财力、物力与人力，合理、合法、科学地探索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包括当地的农作物产品、农副产品及秸秆、食品加工副产品、餐饮行业副产品、设施蔬菜行业副产品等资源，替代玉米豆粕型日粮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尽最大可能减少任何一级生产环节的污染物的排放与高耗能处理，尽最大可能实现生产链中某一环节的“废弃物”向下一环节“营养物”的华丽转身，从大循环角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Reduce）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污染物”最大化再利用（Reuse），真正实现生态环境链及经济链中各环节之间的有效循环（Recycle）。既是对饲料资源压力的有效缓解，又是对日渐恶劣的水土环境的有效保护。

 

　　关于我国生猪养殖行业的瓶颈问题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如环境污染问题、疫病控制问题、政府宏观调控问题等。近年来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提高之后，人们越来越共识地认为“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中国养猪业最主要的制约瓶颈”。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沼气工程、生物过滤、生物氧化等处理工艺，拆迁、限养、禁养等行政手段，无所不及。然而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假如上述三个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不管是东部沿海城市，还是中西部适养区域，还是北部拥有大量土地等资源的区域，都可能实现生猪产业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养猪业的瓶颈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疫病问题。但笔者不得不直接否认。诚然，中国整体养殖业疫病防控比较薄弱，疫病的发生是导致目前养猪业损失的罪魁祸首，疫病控制问题是制约养猪业发展的一大瓶颈。但细细追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生猪疫情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控，似乎与我们过于重视猪病本身有一定关系！我们养猪人从开始投资建场起就忽视甚至忘了自己养猪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挣钱而不是研究猪病的，因为后者应该是科研院所的兽医专家们干的事。不管原先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只要投资养猪以后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去考虑疫病的防控，因而非常轻易地被别人忽悠地团团转地进行“药物保健”、频繁地给猪注射疫苗，而听不进真诚善意的改善猪场生态环境、生存条件、适度降低饲养密度的建议。愿意研究自己难以把控、甚至一窍不通的“疫病”问题，而不愿意去研究与满足自己所养猪的基本需求。导致自己所养的猪长期处于被动应激的状态，免疫力大受挫伤，自然而然出现“温室里的鲜花经不住风吹雨打”的现象，外界只要有疫病流行，可能都难以逃脱；且一旦发生，即使是很常规的毛病也会大批地损兵折将！

 

　　不管各位同仁同意与否，希望大家冷静思考自己的投资目的与自己的行业责任，冷静思考如何才能两者兼顾！中国养猪业要得到健康发展，重要的前提不是扩大规模，而是调整规模；重要的不是增加母猪数量，而是降低母猪存栏、提高母猪产能。我们需要的绝不是5000万的基础母猪、7.15亿的出栏，我们需要的是不超过4000万的基础母猪，7.2亿、甚至8亿的出栏！这其中的经济、环境、生态和社会效益大家都是可想而知的！上述分析纯属个人管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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